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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灵通用户起诉工信部被法院驳回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admin 发布时间:2009-3-16 10:51:53 阅读:3711

  北京小灵通用户起诉工信部被法院驳回

新闻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转载时间:2009-3-12

 

因不满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作出的“小灵通在2011年底清频退网”的决定,北京一位小灵通用户对工信部提起法律诉讼。昨日,该用户收到法院寄来的裁定书,法院称此案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不予受理。

对工信部提起诉讼的小灵通用户是已59岁的时玉琛先生。昨日,时玉琛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今年224日,他向北京市一中院提交了起诉状。他起诉中称,他是多年的小灵通用户,今年19日,工信部向相关单位下发通知称,19001920MHz频段(小灵通)将在2011年底清频退网。时玉琛认为,工信部作出的上述行政行为,违反了《物权法》相关规定,侵犯了小灵通用户的财产使用权。此外,据《行政许可法》规定,涉及公众利益、重大行政许可事项应当听证。工信部在发文取消小灵通之前,不但未能事先告知用户,且没有召开听证会,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公平行为。

时玉琛称,为维护其本人和消费者权益,他请求法院,确认工信部发出的关于“19001920MHz频段2011年底前清频退网”的文件违法,并撤销这一文件。

 一直关注小灵通退市问题的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正伟,在得知时玉琛诉工信部一案被法院驳回后,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法院在不予受理的行政裁定书中,并未说明不受理的理由和事实根据,“这是一个典型的行政诉讼案,法院完全应该受理。”

    
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日前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转网后小灵通将退出历史舞台,在小灵通退市过程中,如果7000万用户转网的资费发生变化,建议召开听证会等形式,充分考虑小灵通用户的利益。(记者 钟亿军)

 

 

于海委员呼吁为国歌立法 40余名文艺界委员支持

 

新闻来源:新华网  转载时间:2009-3-12

 

 

国歌是一个国家的声音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象征着今日中国在世界上的崇高地位和崭新形象,是民族凝聚力和号召力的集中体现。全国政协委员、两会开闭幕式军乐团指挥于海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年两会上他再次提交了为国歌立法的提案,呼吁对国歌的使用进行明确规范,得到了阎维文、黄宏、宋祖英、张千一等40余名委员的支持。

  国歌是历史的产物,是民族精神的传承。从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开始,《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我国国歌已经走过了60年的历程,是中华民族从被压迫、欺辱、分裂,到解放、崛起、强盛的缩写,承载了时代的沧桑与变迁。当雄浑的国歌声在耳畔响起,每一个中国人内心都会感慨万千、激动澎湃。

  国歌的铿锵音符伴随我成长进步,正是这种特殊的情结促使我把准确地演奏和演唱国歌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作为解放军军乐团团长,于海不仅担任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和两会开闭幕式的军乐团指挥,还在国家重大外事活动中为百余位来访各国领导人演奏国歌。上万次的重复动作,让他对国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在去180多个国家进行演出交流的过程中,于海看到了各国公民对待国歌的态度。令他感到震撼的是,即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张扬个性的国家,每当国歌声响起,无论现场的每一个美国公民当时在做什么,都会马上站直,右手放在左胸上,十分虔诚和肃穆。

  相较而言,我们一些国人在演奏国歌时心不在焉、交头接耳;有的军人和警察不肃立、不脱帽、不敬礼;在国际体育赛场上,有些运动员随便哼唱应付;不少国人记不清歌词、唱不准曲调;国歌乐谱的出版发行也有不同的版本;个别手机厂商将国歌设为铃音;还有些人甚至把歌词改编成股歌短信等等。于海说,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让国歌无法得到全体公民应有的尊重和爱护。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先后出台了《国旗法》和《国徽法》,独缺一部《国歌法》。在于海看来,这是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一个缺憾。去年两会上,他第一次提交了为国歌立法的提案,未得到全国政协的明确回复。今年恰逢建国六十周年,他再次提交这个提案。

  高唱国歌是一种激情,也是公民的责任。国歌的歌词可以激励我们勇敢地去战胜困难,这不是娱乐,是一种精神和心声的体现。

  当国歌响起的时候,我们的眼前会浮现出很多的画面。特别是在大灾面前,全国人民手挽手站在一起,共克时艰。所以,我赞成将国歌立法,不能随意篡改国歌的歌词。就好象我们平日可以开一些玩笑,但是也要分场合一样。

  现在年轻人能唱那么多首流行歌曲,为什么就唱不好一首国歌?

  仅有立法还不够,还需在全社会大力开展国歌普及教唱活动。
  于海的提案得到了文艺界委员们的大力支持,他们告诉记者,国歌虽然仅仅只有46秒,但却是一个国家独立自强和团结统一的标志。国歌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它不是一般的音乐作品,必须确保其庄严和神圣。
  在国旗法、国徽法均正式颁布后,迫切需要制定颁布国歌法。于海透露,在今年国庆60周年庆典活动和阅兵仪式中,他将指挥1500人的联合军乐团演奏国歌。我期待着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必将极大地鼓舞全民族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勇气和信心。”(作者 俞玮 潘若佳 文涛 单长虹)

 

 

金融法治化要破五道关

新闻来源:法制网——法制日报  转载时间:2009-3-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布蓝皮书《中国金融法治报告》,回顾了过去30年来中国的金融法治化进程。报告认为,目前金融法治化存在五方面的问题:金融法律体系虽已初步形成但还存在空白领域;对投资者、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不足;金融监管机构权限过大;对金融机构的创新权利限制过严;司法体制尚未完全发挥作用。

  在法治视野中,中国的金融改革状况如何?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法治化有着怎样的发展方向?《法制日报》记者独家采访了报告主编、社科院金融所法与金融研究室主任胡滨。

   行政权力主导金融法治化进程
  “中国的金融法治化并非一蹴而就。”胡滨说,“回顾30年金融法治化进程可以发现,行政权力主导了中国的金融法治化。”
  熟悉中国金融发展历程的人知道,过去,中国人民银行几乎是仅有的金融机构,是国家的“信贷中心、现金中心和结算中心”。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以及金融市场逐步发展,金融法律体系才逐步产生并日益深化。
  特别是随着近十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银行三法、证券、保险、信托基本法为核心,金融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为主体,金融方面的司法解释为补充的金融法律体系。
  《中国金融法治报告》指出,从计划金融体制向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系行政权力一手培育而成,因此没有通过市场自发演进而形成的市场法律规则,这些规则基本上全部由行政权力主导设计完成。
  行政权力还掌控了金融市场中的“剩余权利”。胡滨说:“剩余权利,就是金融法律规则没有规定也没有禁止的权利。当遇到这种情况时,金融机构并不能认为就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而是要通过打报告,请示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另外,行政权力主动或被动承担了金融市场的纠纷解决职能。报告指出,投资者、消费者通常处于弱势地位而经常利益受损。从性质上看,此类纠纷应当通过仲裁或法院解决,但由于种种原因,投资者、消费者不愿或难以通过上述途径解决,而只能求助于行政权力。
  而从法律与金融改革的关系上看,行政权力制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要先于金融改革措施。
   金融法治化面临五大问题
  报告认为,目前金融法治化存在五方面的问题。
  首先,一些金融发展急需的重要法律法规未能出台,如存款保险条例、金融机构破产条例等。
  作为金融机构退出机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国家为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通过设立存款保险机构作为投保机构,由金融机构缴纳保险费,在金融机构发生危机或破产时进行债务清偿的制度。
  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不仅有利于增强金融机构、存款人的风险意识,还可防范道德风险,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据悉,1997年底央行就成立了存款保险研究课题组,然而经过10年的研究酝酿,存款保险制度仍然未能建立。未建立的原因既有时机的问题,也有部门之间的摩擦。焦点在于是否设立专门的机构,这个机构是放在央行还是银监会呢?
  而金融机构破产条例的出台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可能将更加“生不逢时”,因为破产条例的出台可能更容易引起“金融机构不行了”的误会。
  报告认为,10年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个遗憾”,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逐步深入和金融管制的逐步放松,确保金融安全体系以抵御金融危机的存款保险制度越来越有必要。
  此外,私募基金和产业基金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中已经大量存在,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部门规章对其进行规范。胡滨说:“长期的法外运行,不利于私募基金、产业基金的发展,同样也不利于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
  第二个问题是,在投资者、消费者的保护上,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金融消费者能力所限,导致了金融机构比其他机构存在更大的代理问题。
  报告指出,投资者、金融消费者对金融机构如何运作他们的资金无法予以有效的监督、约束,虽然我国的相关立法中都将保护投资者、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作为立法目的,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人们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金融合同中各种各样的霸王条款层出不穷,引起人们的不满。胡滨表示,“制定专门立法来保护金融客户利益非常必要”。
  金融监管机构权限过大是第三个问题。报告认为,这方面的原因有几种:监管机构法治意识不强,在法律不到位的情况下,靠政策、靠文件随意行使权力的情况时有发生;法律对监管机构的授权过于宽泛;法律在很多时候过多关注如何保障金融管理权力的行使,而对如何保护相对方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则考虑不够,规定监管机构责任少,强调金融市场参与者义务多。报告认为,改变金融机构权限过大,需要改变传统的授权方式,不能笼统授权。
  第四个问题是对金融机构的创新权利限制过严。报告认为,在金融改革之初,市场发育尚不完善时,由行政权力掌握金融市场中的剩余权利符合中国国情。但经过30年改革之后,如果金融市场中的剩余权利仍然由行政权力来主导,难以发挥金融机构自身的主动性,金融机构应当成为金融创新的主导者。
  因操纵市场、虚假陈述等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而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至今“暂不受理”等问题,被报告认为是第五个问题——司法体制尚未完全发挥作用。报告称,虽然司法机关实施这些措施都有其自身的理由,但法院的拒绝受理,显然是不利于金融发展的。
  胡滨说,还有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也在极大程度上损害了司法权威,损害了金融市场主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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